上周末，正好是上海集中舉行民辦初中、小學面談的日子，一張張各民辦學校門前人頭攢動的照片在網絡上流傳。家長忙著打聽消息、帶著孩子焦急地參加面談，學齡前的孩子馬不停蹄的備戰，導致很多補習班的課程剛一出來就被『秒殺』。
2003年以來，上海就不斷推進基礎教育領域的減負政策。2017年，減負再次成為公共政策焦點。年初上海多位人大代表呼吁，要清理整頓規范教育培訓市場秩序，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課業負擔。
兩幅畫面交織在一起，也折射了部分當前教育的困境。有人呼吁減負，21世紀需要新的核心素養；而也有人擔心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為了昇入優質學校，不惜投入……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了多位家長，涉及學齡前、小學、初中、高中，試圖了解他們的焦慮和訴求；同時，多位教育專家和一線老師表達了他們對於目前基礎教育領域的一些期望。
家長們的焦慮
『不是在上學，就是在上學的路上。』同一個周末，朋友圈一位家長發了這樣一條狀態，配圖是孩子在去補習班的路上看書的照片，引發了不少人在下面評論。
這僅僅是一位5歲的小朋友，但是細翻她家長的朋友圈發現，周末基本上發出的狀態都是圍繞著孩子的教育。而在她曬出的給幼兒園中班孩子制定的課外任務中，包含英語聽說讀寫課、數學60題、頭腦思維、舞蹈課、書法練習、四五快讀等項目。
『孩子明年要幼昇小，我希望她能衝一下世外小學。考不進的話，再選擇公立學校。』上述家長表示。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發現，目前擁有『衝民辦、保公立』這樣想法的家長不在少數——這個群體的畫像也很清晰：擁有較好的教育背景，家庭收入中上，常常混跡於各種家長微信群、潛水在各大教育論壇，各處打探哪家補習班的課程輔導強項，對孩子的教育發展有詳細的計劃和要求。
而在采訪過程中，他們也流露出深深的無奈和矛盾。一邊感慨孩子們太苦了，但又馬不停蹄給孩子報補習班。『最大的焦慮是別的小朋友都在學，我們小朋友不學或者學不好的話就會被好的學校淘汰。』一位家長表示。
也就是說，這些家長焦慮的本質還是在於害怕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心理。因為能夠進入好的民辦小學，就意味著有更多的機會進入重點初中、重點高中，最後進入名牌大學。
公辦學校的『失寵』
記者了解到，事實上，公辦教育『失寵』的趨勢不是最近纔出現的，只是目前發展到了一個比較關鍵的階段。
北京大學(分數線,專業設置)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教授王蓉近期在一項政策建議中提出，在一些拉丁美洲國家，大量中高等收入家長可能逃離公共教育體系而在私立部門中尋求更高水准的服務，而公立學校特別是基礎教育階段的公立學校在部分家長心目中地位下降。目前，類似現象在中國一些大城市也『來勢洶洶』。
從上海的情況來看，民辦學校火熱主要是小學和初中階段。采訪中發現，在上海，家長普遍接受這樣的邏輯。如果沒有對應很好的公辦學校的話，家長往往願意選擇民辦學校，因為這樣纔能增大進入好的高中的機會；而即便有了好的公辦學校進行托底，仍舊優先選擇頂尖民辦學校的家長不在少數。
事實上，上海的民辦初中實力整體要超過公辦初中，上海初中界的『四大名校』、『八大金剛』總預錄人數的前十名裡，幾乎為民辦學校。但從各區情況來看，並非都是民辦學校強於公辦學校。同時，不少民辦初中都有公辦的血緣關系。
這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是，不少公辦學校的優秀教師正在流向民辦學校。記者了解到，從華師大培養出來的教師情況來看，不少在教育機構和好的民辦學校就業，因為其待遇要遠好於普通公辦學校的待遇。
良好的教師資源也就意味著高質量的教學保障，而高標准的學業要求又是保障其昇學率的基礎，同時也是民辦學校立足的重要根基。於是，正是在高收入與高考核的掛鉤下，壓力進一步向下傳輸到學生，具體來說就是作業多、作業難，考試頻率高等。
有不少小學家長直言，公辦學校減負，負擔轉向民辦和輔導機構。有家長表示，如果不參加補習班，孩子3點鍾就放學了，沒有地方可去。另外，有些公辦學校的教學難度不足以應對以後的昇學考試。
有公辦學校教師反映說，如今減負在公辦學校系統內已成為原則，是有明確的規章制度的，大家不會跨越這條紅線。同時，老師也沒有這個動力去做。
校內減負，課外增負？
中國的學生學業負擔重，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據2012年的PISA報告顯示，上海學生上課時間平均為28.2小時，在65個國家和地區中位於第九位。對於完成老師布置的回家作業時間，上海學生每周需花費13.8小時，不僅遠遠高於OECD平均課外作業時間4.9小時，是其2.8倍之多，比排在第二位的俄羅斯不到10小時也高出一大截。高負擔與高成績相伴相隨，成為上海PISA測試的顯著特點。
事實上，上海自2003年起就年年提起減負，更是制定各種減負政策。面對減負語境下仍然存在這樣的高負擔，不得不追問，這些負擔來自哪裡？有人說是教育培訓機構，有人說是家長，有人說是教育資源不均衡等等。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學業負擔與學齡段、學校等多方面相關。總體而言，小學低年齡段的學業壓力較小，1-3年級基本沒有筆頭作業，越往上走學業負擔隨之增多。從學校方面來說，公立學校相對壓力較小，但好的公立學校對學生的課業要求並不低。因此，高年級段的、部分優質學校的學生和家長以及老師的減負訴求較高。
值得注意的是，對減負意見最大的是小學低齡段的家長。一位在公立學校就讀小學三年級的學生家長表示，減負不是簡單的把作業減少，把上課內容減少，不拓展，而更重要的是減少家長的焦慮和學生的壓力。
『簡單的減負也會讓教師無所適從。班上學生差距太大，講得簡單不行，太深又不行……擔心孩子測試落後，不得不在外面上培訓機構。然後這樣又導致小朋友差距拉大，教師又沒法均衡，產生惡性循環。』上述家長表示。
因此，從低齡段家長角度來說，這種增負往往是自發行為，因為客觀存在這樣的需求，付出努力的多少直接掛鉤擇校的優劣。
某種程度上來說，目前的教育減負也面臨著這樣一個困境：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不少家長都希望別的家長給孩子減負，自己怎麼也不會這樣做。
而對教育培訓機構而言，一方面適應了市場需求，一方面也加劇了家長的焦慮。不少補習機構將高年級的知識點提早放進了低年級的補習內容中去，造成了學習壓力的低齡化。
此外，也有觀點認為，公立與民辦似乎不在同一個減負語境之內。在同濟大學(分數線,專業設置)舉辦的一場關於減負政策研討會上，同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講師張端鴻通過對上海15年教育減負政策的梳理後指出，多年的『減負』是一個公辦學校學生學習負擔不斷下降、『快樂活動』不斷提倡的政策變遷過程，這一過程中伴隨著一個繁榮而功利的教育培訓市場的興起。
他認為，公辦學校減負減得越厲害，民辦學校和培訓機構的市場就越大。繼而出現了減負之後，學生實際負擔反而更重的怪象。
同時，有一線教育人士向記者指出，一些學生已經考出了95分的好成績，但學校還是要對學生進行反復的習題訓練，為了衝刺那剩餘的5分，這種機械性的重復勞動無疑加重了學生的負擔。
對於減負本身，不少專家指出應該正確理解。在上海師范大學教授陸建非看來，『減負』的真實含義，應該真正減輕的是學生學習中不合理、不必要的負擔，而不是不要教學質量。
華東師范大學(分數線,專業設置)一位學者建議，公辦學校應該是時候考慮什麼樣的學業負擔程度是合理的。同時，減負這個話題也應該在新的背景下重新進行審視，面對現實存在的教育問題。
教育需要多樣化
事實上，並非所有的孩子都一定要選擇所謂的昇學率高的學校、接受精英教育，因材施教纔應該是教育的根本。
記者采訪過程中，還聽到了家長的另一種聲音。他們也是中產，他們大多出生於1980年代，自身的教育觀念較為先進，不希望孩子過於辛苦，全身心的健康發展成為訴求，但這不代表他們對於孩子的教育不上心，往往花了更多的精力。目前，他們還在尋找這樣一個平衡點。
一位上市公司中層領導，也是一位孩子家長表示，在為女兒選擇高中時，他就選擇了區重點，而非市重點。他覺得擇校時需要考慮孩子的自身水平和適應能力，他孩子屬於中等水平，倒不如去二等學校衝一衝龍頭。
中國的基礎教育經歷了從有書讀到讀好書的需求轉變，如何促使公辦教育和民辦教育更好地扮演角色，共同提供適合不同階層的好的教育選擇，最大程度地保障教育資源分配合理化、確保教育公平，考驗著政策制定者的智慧，也是教育供給側改革的應有之義。
正如華東師大一位不願具名的教育學者所說，『是時候真實面對現在基礎教育階段的減負問題，在討論中形成共識。好的教育就是多樣化的教育，能給出多種還不錯的選擇，提供給不同的家庭、不同教育觀念的人。』
他認為，政府也可以創造機會，給家長和學生提供更多樣化的教育選擇。例如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成為學生一個有尊嚴的、體面的可選項。
也有心理專家表示，與其焦慮孩子的昇學與擇校，不妨在早期給予孩子更多的陪伴、關注、傾聽與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