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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教育,是件大事。一直以來,基礎教育階段優質教育資源分配不均衡所引發的『上學難、上學貴』等問題,始終為公眾所詬病。為解決這一問題,從2014年至今,國家層面出臺了一系列措施推動『小昇初』免試就近入學,全國各地也大力規范義務教育階段的招生工作。然而,對於就近入學,人們褒貶不一,有觀點甚至認為,就近入學讓擇校演變為『擇房』。一些地區采取的大學區、教育集團化等措施,其效果也有待進一步觀察。擇校,這個問題到底有解還是無解?
主持人:國家近年來大力推進基礎教育階段的免試就近入學,從老百姓的感受和各位自身所了解的情況來看,這一政策現在效果如何?
張苹英(全國人大代表、湖南吉首大學國際交流與公共外語教育學院院長):就近入學這個政策目前看還是比較有成效的,大多數學生都可以保證就近入學。但應該看到,很多人是出於政策要求,不得不就近入學。
曾俊森(中共湖南省委黨校博士):就近入學政策出發點是好的,國家層面是希望借此保障每一個孩子平等受教育的權利,確保教育的公平原則。但就效果而言,只能說在陣痛中等待新生吧。
張苹英:我不是反對就近入學,目前看來全面推行就近入學,最大的問題是學校間的差距太大。現階段我們普遍面臨教育資源尤其是優質資源的配置不合理。不解決這個問題,就近入學怎麼搞都難得到社會普遍認可,更不可能達到預期目的。
賀優琳(全國人大代表、退休教師):沒錯,就近入學和教育均衡之間是有一個邏輯關系的。保證學校間的差距不至過大、每個學校都有好老師,家長纔不會捨近求遠、不惜代價把孩子送到一個更遠的學校。現在我們是希望通過就近入學來促進教育公平,所以在未縮小校間差距的情況下,就強制性要求百分百就近入學,是不妥當的。
謝櫻(新華社湖南分社記者):我也有這樣的感受,現在看來就近入學對很多家庭而言,就是被動接受。一方面片區內學校劃撥不可控,另一方面就算身處名校學區,但『微機派位』下的學位分配更不可控。在資源分配不均衡的情況下,推行『就近入學』,無疑是備受質疑的。
主持人:現在有觀點認為,就近入學政策讓擇校變成了『擇房』,大家怎麼看?
殷飛(南京師范大學教科院副教授):從某種程度上說,嚴格實行劃片入學加劇了『天價學區房』現象。因為以往『以錢擇校』『以權擇校』行不通了,加上推優、特長的招生名額也在不斷縮減,購買學區房成了許多家長送孩子進名校的唯一方法。
曾俊森:是這樣。就近入學政策下,擇校與擇房之間的微妙關系是回避不了的。因此我認為學區的劃分應該是一個綜合因素共同發力的結果,而不應是單一標准導向的。當然,很多家長強調絕對化的一碗水端平,以當前的教育形勢和地區基礎教育發展水平來看,是做不到的。
張苹英:沒錯,學區劃分還是要有一套相對固定、合理的標准,不能經常變化。首先學校的布局要合理,在學區內從幼兒園到中小學都應配置,不能小學在這個區上,中學又劃入那個區。其次要考慮人口密度,不要這個學校四五十人一個班,那個學校七八十人一個班。第三要嚴格按地理位置劃分,減少人為乾擾。第四,劃分後應當相對固定,不得隨意變化。
謝櫻:我倒是覺得在教育資源不均衡的前提下,學區范圍怎麼劃都不合適。因為問題的癥結不在於學區怎麼『劃』,而在於資源怎麼『分』。正是因為學校水平有較大差距,一實行『就近』,大家都想劃進較好的學校,矛盾自然不可避免。如果先有教育資源均衡,學校水平都差不多了,學區怎麼劃都好接受,就近入學也就水到渠成。
主持人:說到教育資源如何分配的問題,現在各地普遍采取大學區、教育集團化等方式,效果到底怎麼樣?
謝櫻:名校辦學集團化的趨勢,如今在各地都已經初見成效,很多名校的『分校』,在城市的各個片區開花。這當然是一件好事,意味著更多的孩子能以就近入學的方式進入『名校』,集團化的統一管理、教育理念的一致,也讓家長覺得教學質量更有保障。
曾俊森:目前看來,似乎也很難再找到比大學區、教育集團化更好的解決路徑。但我覺得這都只是形式上的探索。
謝櫻:是的,部分『集團化』下的『名校』,教學質量、師資力量仍然存在較大差別,一些集團化的學校只有優質頭銜之名,並無優質師資之實。很多家長仍然千方百計把孩子送往名校『本部』就讀。
殷飛:僅靠教育部門以行政手段調節,很難遏制這種現象。我倒是認為,現在不僅是要把新辦的普通學校盡快辦成家門口的好學校,還要改革教育評判機制,真正強調學校的辦學質量、特色,而不是看學科成績。另外,應把熱點民辦初中也納入電腦派位招生范圍,義務教育階段禁止任何形式的考試,讓所有學校的生源趨於均等化,纔能為教育均衡發展奠定基礎。
賀優琳:沒錯,現在公辦學校擇校熱度降下來了,但是民辦熱點學校、外國語學校依然讓學生和家長向往。這樣下去,我們改革的初衷就很難實現。
主持人:從就近入學這個政策說開去,近年來教育改革方面措施不少,但改革推進過程中往往阻力很大,各位認為這其中阻力主要來自哪裡?
張苹英:近年來教育改革受到高度關注,相關方案、措施也出臺了不少,從教育一線的情況看,改革效果並不理想,帶來的實質性變化並不大。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阻力:一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門捨不得放權、不願放手。二是學校不願冒風險。三是教師工作壓力大,不願也無暇去嘗試新東西、探索新路徑,改革和創新的積極性不高。
曾俊森:阻力主要來自人心。辦學硬件的改進,按部就班就能實現,但是擇名校、找名師等主觀理念的消解就不那麼容易了。當前社會的競爭壓力是顯而易見的,剛性的社會結構困擾著社會層級之間的流動。這種緊迫感或者說是壓迫感,使得家長願花大代價來教育孩子,哪怕只是一廂情願。
謝櫻:我國的教改那麼多年了,成績不能否定,但有些舉措確實是治標不治本。教育必須正視『指揮棒』效應。我們需要什麼樣的人纔、什麼樣的教育,最終都是『指揮棒』下的產物。比如高考催生了應試教育,但應試教育並不是中國獨有,只不過我們把它的『指揮棒』效應單一化、格式化了。所以說,只有國家從頂層設計改變這種模式化的評價體系,學校、教師、學生、家長纔可能真正有所改變。